上期講座回顧主要論證了印度佛造像的起源問題，何志國老師認為印度早期佛造像應起源于秣菟羅地區(qū)，而犍陀羅等地的造像則多受其影響。但老師也指出，在佛造像發(fā)展的過程中，這種影響并非一直都是線性的、單向的。本期回顧將分期比較秣菟羅和犍陀羅佛造像的藝術特徵，試圖理出它們的交流脈絡，并分析其對中國漢晉佛像的影響。

?

印度早期佛像的分期與交流

貴霜王朝時期是印度佛像的大流行時期，如果將這一段時期大致分為早中晚三個階段，觀察和剖析這三個階段中秣菟羅和犍陀羅佛像各自的特徵，則會發(fā)現(xiàn)明顯的互相交流的痕跡。

首先，這兩個地區(qū)佛像在早中晚的發(fā)展過程中存在著相同的軌跡，即造像眼型的變化。早期佛像雙眼圓睜，中期的佛像眼睛處于半睜狀態(tài)，晚期的佛像眼睛大體上是向下看，低垂雙目，乍一看有如閉眼，充滿禪定意味。

再分別來看，在貴霜王朝早期（西元1世紀），秣菟羅造像圓臉圓眼，呈現(xiàn)出典型的南亞人種的特徵。結合秣菟羅所在的中印度地區(qū)較為炎熱的氣候特點，佛像通常都身著透明袈裟，袒右，并采用當?shù)氐募t砂石作為主要材料（圖一、二）。

而位于西北印度的犍陀羅地區(qū)的佛像則深目高鼻，八字胡，呈現(xiàn)出今巴基斯坦地區(qū)當?shù)厝朔N的特徵，且由于氣候寒冷，佛像多身著較為厚實的通肩袈裟，衣紋呈U形平行。同時，早期犍陀羅地區(qū)佛像的項光較大，有的項光邊緣還裝飾有蓮瓣紋。佛像姿勢則是如前文所說，由秣菟羅地區(qū)民間諸神的形象一路演變而來（圖三）。

到了貴霜王朝中期（西元2世紀），秣菟羅佛造像雖然面部特徵大體上繼承了早期的風格，但在服飾上也出現(xiàn)了通肩袈裟、U形衣紋，這顯然是受到了犍陀羅早期佛像的影響（圖四）。而犍陀羅地區(qū)的佛像臉型也趨于圓潤，可能也受到了些許秣菟羅地區(qū)的影響（圖五）。

貴霜王朝晚期（西元3世紀），秣菟羅的佛像出現(xiàn)了程式化的平行右撇衣紋表現(xiàn)，且項光裝飾繁復，出現(xiàn)了蓮瓣紋、聯(lián)珠紋等裝飾，與犍陀羅地區(qū)造像的藝術風格有著密切關聯(lián)（圖六）。相應地，這個時期犍陀羅地區(qū)佛像出現(xiàn)袒右的風格，而袒右薄衣甚至類似裸體的風格是秣莵羅的傳統(tǒng)，說明秣菟羅的風格也滲入了犍陀羅的造像之中（圖七）。

漢晉佛教偶像及其來源

西元一世紀，佛教除了在印度本土廣為流行之外，也傳入了中國。對于中國漢晉佛像的風格來源，何老師認為是雜糅了印度犍陀羅和秣菟羅佛像的風格特徵。

從地域上來看，中國漢晉的佛像在長江上游地區(qū)，今四川、重慶等地以東漢搖錢樹為代表。目前認為中國最早的紀年佛像是豐都延光四年（125年）佛像（圖八）。這件小佛位于搖錢樹的樹干之上，袒右，右手施無畏印，圓臉大眼，雙眉，與秣菟羅早期佛像存在相似之處。同時，其高髻的特點則是來源于犍陀羅佛造像。再看這尊綿陽雙碑崖墓出土搖錢樹干佛像（圖九）

它的面部既有秣菟羅的雙眉特點，又得見犍陀羅的八字胡，充分印證了長江上游早期佛像對于犍陀羅和秣菟羅特徵的雜糅。

情況到了長江中下游地區(qū)則有所不同。當?shù)胤鹣竦妮d體非常多樣，主要有七種：鎏金銅牌、釉陶、銅鏡、陶瓷器、魂瓶、畫像磚和金銀戒指。這七種載體出現(xiàn)的最早紀年集中在西元260年-288年之間，如最早的紀年佛像鏡——江西靖安「太康九年」（288）墓出土佛像夔鳳鏡（圖十）

最早的紀年魂瓶佛像——南京江甯區(qū)上坊出土的鳳凰元年（272）銘魂瓶佛像（圖十一）等。

這些紀年造像皆晚于康僧會「設像行道」的「赤烏十年」（247），很可能是受其影響的產物?？瞪畷菛|吳時期西域康居國的僧人，以佛像傳播佛教，因此，吳晉佛像主要繼承了犍陀羅佛像的特點，秣菟羅的元素較少。這些小小的佛像藏身不同的載體中，也因此在風格上有些許差異，但總體上來說，它們造型古樸稚拙（圖十二），可見犍陀羅風的通肩袈裟、U形衣紋等特徵，是為長江中下游吳晉佛像大致特點。

綜上所述，何志國老師認為印度早期佛造像起源于西元1世紀早、中期的秣菟羅地區(qū)，其風格特點、表現(xiàn)手法與巴爾胡特佛塔、桑奇大塔雕刻有著密切的關系，也雜糅了當?shù)孛耖g神的特徵。而犍陀羅地區(qū)的佛造像在時間上略晚于秣菟羅，且受其影響。在西元1-3世紀印度佛像大流行時期，秣菟羅和犍陀羅佛像在彼此的發(fā)展過程中都存在相互交流的跡象。自西元1世紀佛像傳入中國后，不同地區(qū)的造像呈現(xiàn)出了各具特色的面貌，綜合來說，秣菟羅和犍陀羅的佛造像藝術對中國漢晉佛像都影響深遠。